尽管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们的市场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必须承认的一个现实是，在我们的商业文化环境中，诚信意识、规则意识并没有成为广泛的共识，还没有成为商业行为的基本逻辑。
在这样的前提下，阿里巴巴作为“企业公民”，感到一个重要的社会责任就是，在这样一个崭新的商业平台上，如何打造诚信的负责任的守规则的商业模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责任。我们用新的技术产品，比如诚信通，用新的一系列的制度保障，来营造这个环境，至少是做一个艰苦卓绝的努力。这是一个利在千秋的大事，也是一个异常艰难的事。做的人少，我们认认真真地去做了，而且取得了回报，我们最大的回报是什么？是阿里巴巴所创造的这种网络商业的诚信和规则意识。我们最现实的回报是什么，也许就是你前面所说的“竞争力”。
《WTO经济导刊》：现在的公司不再是简单的股东公司，而是“利益相关者”公司，您是如何理解的？
卫哲：的确，尽管公司首先是股东公司，但仅仅把它看作股东公司，是愚蠢的没有前途的。我们的社会责任，就是将我们对互联网商业的理解，通过一系列的制度，通过一系列创新的产品和服务，体现在我们同方方面面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中。
一方面，让我们感到自豪的，是阿里巴巴已经形成了自身特有的企业精神、价值观，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凝固成了一种企业文化，并且反映在阿里巴巴同相关者的关系模式中；另一方面，让我们感到具有挑战性的，是随着阿里巴巴跨越式的发展，如何在合并过程中找到合适的良性运转的组织管理模式，使得这种责任文化的根基更为牢固，并且成为企业的活力和动力。在这一点上，我充满信心。
从最大的方面而言，阿里巴巴创造了100万个就业机会，2005年每天纳税100万元，全年纳税2.548亿。这些数字是我们引以为荣的，我们创造就业机会和纳税，是我们实实在在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但是这不是阿里巴巴追求的全部。比如创造了就业机会的同时，阿里巴巴在考虑，我们要让在阿里巴巴就业的这些员工成为什么样的员工？应当说，现代企业也是公民责任意识养成的一个重要场所，我们在为员工创造舒适愉快工作环境的同时，也努力地让阿里巴巴的价值观和企业精神渗透到员工的血液中。
再比如，就像我们怀着极大的勇气做诚信通一样，我们也怀着更大的勇气做“支付宝”，这是因为我们知道，如果由国外公司来作，将有可能对国家的金融体系带来巨大风险。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严格地遵守着国家金融法规。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们是在为国家、为整个社会尽我们的一份责任。马云说过，将来如果国家需要，他立马会将支付宝交给国家，一分钟也不会犹豫。
面对社区、NGO以及媒体，我们用行动、用观念表达着我们的社会责任意识。比如我们对教育事业就做了富有个性的支持，我们不是简单地捐资助学，而是为乡村教师提供开阔视野的培训机会。这些在我们看来，是最重要的，与我们对社会责任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是说，精神的改变，是一种伟大的可持续发展的力量。
《WTO经济导刊》：现在众多公司逐步在企业高层新设CRO（首席责任官），卫总是不是阿里巴巴的CRO，阿里巴巴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有着怎样的具体打算？
卫哲：就“虚”的角度而言，设立CRO并不能一定保证企业肩负起自身的社会责任。阿里巴巴的责任意识，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生长在其价值观的基因里面。我们需要做的，也包括设立相关的管理职能机构，就是要让这个包含着这个基因的机体，能够健康地发展。我们整合各种力量，调整公司的组织架构，将更为深入地加强内外的沟通，强化阿里巴巴的应变能力。同时，我们在专注地做好自身企业的同时，也更为关注当下中国发展需要企业尽责的迫切的现实问题，以我们自身的方式，为解决这些问题尽一分力。
设立CRO只是一家企业社会责任感的一种体现形式。阿里巴巴目前所做的一切，譬如我们被评为最佳雇主、发起的一元募捐及扶持教育等，都是在努力达到CSR的实质要求。我希望，阿里巴巴的CEO与所有的管理干部都是CRO。阿里巴巴的业绩报告本身已包含了CSR报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