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走来到了2006年，欧盟战略正式通过。另外欧盟企业社会责任的联盟成立。2005年，欧洲首脑聚会的时候曾经说到，我们这些政府必须要回到我们各自的厨房，然后解决各自国家之内的问题，也就是解决各自国内的立法问题。但同时我们还是要把我们一些核心业务，让这些企业能够自愿承担起这些责任，这就是欧洲的方法，你必须要自愿地承担责任。他们也成立了相关的联盟，把这些公司放在那儿，问他们自愿性企业社会责任的动作、做了哪些活动，通过这种联盟的方式迫使或者鼓励这些企业能够积极对企业社会责任做出回应。

　　在开会的时候他们讨论什么呢？讨论宏观以及微观的问题，比如我们要保护欧洲竞争优势还是各个国家、企业的竞争优势。另外在这个联盟当中他们还做一个工作，就是不断分享，分享他们最佳的典范。我们会在欧洲境内进行，2006年我们在上海做了一个会议，当时《WTO经济导刊》参加了我们第一个市场准入的会议。我们把涉及到CSR的人找来，把他们的好的想法进行互相交流。另外我们也找到650个不同的CSR解决方案，在2005年与一些同事分享了一些想法，为中国制造业，特别为中国企业来做这样一些交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了《WTO经济导刊》来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选择这个合作伙伴是对的，我们不只是想把一些概念，从欧洲的概念直接嫁接或者出口到中国，我们希望中国人自己决定他们的CSR是什么样子。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大家最关注的就是环境，第二个就是稳定性。显然大家对环境是非常高度的重视，大家还担心在工作环境里面的保障，没有看到很多解决方案，还有工作压力的保障，或者是如何化解工作上的压力。我们认为这些工作环境当中的种种问题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主题，尤其在欧洲，这显得更为重要，因为欧洲渐渐是老龄化社会，我跟我父母比起来，我工作时间比较长，我的工龄比较长，换句话说，我的工作压力会更大，会对我的健康、我的人生造成影响，这些是我们必须考虑的目标。

　　另外我们必须把CSR能够落实到公司的层层面面。每次我们看到中国相关调查当中，我们看到很多数据、指标是非常好的，但我们必须保证CSR概念能够落实到每一个人心中，让每个人能够建立起CSR的意识。

　　另外我们还有哪些限制呢？并不是因为政府立法做得不好，或者CSR推行很困难，CSR执行的困难是在企业内部，是企业的文化，很多商学院他们不断训练出一批一批像机器人一样的学生的时候，我们同时必须让他们知道能够在公司内部进行自我检视，需要什么样的机制来鼓励CSR。由于法律和公众环境，不是因为立法和公众环境使得CSR很困难，80%的情形是在推行CSR过程当中利益相关者往往是最大的障碍。

　　另外在十年来的工作之后，我们终于能够在欧洲做出一个数据，45%的CSR方案里面其实可以产生一些效用，并不是说你做得每一个企业社会责任都是财务的或者可以进行指标化、进行衡量的，不是每一件事情可以用一个方程式算出财政上或者财务上的数字，但很多人仍然在怀疑企业社会责任到底是不是一个优势，是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缝隙。我们应该更谨慎，我们必须退一步回来看一下，如何能够与他们投资人一起更好地衡量或者测算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投资。

　　我们在这个联盟当中，让企业里面的CEO、高管、企业界的领袖一起聚会，我们成立了欧洲实验室，这是一个公司。他们聚在一起，找一些专家、利益相关者，还有欧盟机构成员，他们花了18个月的时间做出具体可行的项目，这里我们列出了20个名单，我想BSS在中国是CSR领导，在欧洲也是这样，他们带头了欧洲实验室的活动，他们不仅带头做相关实验，而且巴斯夫还做出一个工具，帮助公司衡量相关的风险，比方说去预测人口上面的一些变化对企业有什么影响。我就给各位举这个例子，不会说得太多。